回到蔚县后，父亲带着他的徒弟吕家庄的小柱子(杨成山)、杨勇，孟家庄的姚旺，杜杨庄的刘德、三黑子、小西河庄的三鬼等，活跃在蔚县城的大街上和乡下的舞台上。后来小有子(李聪明)带的几个新徒弟有阳眷金泉的韩瑞喜(短脖子旦)、县城八街的二女子刘淑珍(二女子扮演男丑)和小酒务头的武江、土均庄的张林，两班子合并在一起。每年正月县城的商务会要邀请他们唱，他们也给买卖字号家去拜年。在县城一般登拐子唱高跷，一般要唱到三月。观众为了目睹父亲那精彩的演技艺术，有意识的专门把慰问礼品和赏钱放在地上。他登着很长的拐子就能马上跪在地上，捡起东西立马站立起来，赢得阵阵喝彩。县城三月唱一结束，他们又下乡转村子演出了。在村子里演出一般不登拐子，都是在戏台上演唱。除了南坡底下的村子和县城周围的村子外，如：邢家庄、浮图村、南马庄、县城外的逢驾岭、三泉庄、李堡子、西关、仰庄、纸店头等，还常到西北山的五岔、阳眷，广灵的殷家庄、杜庄子、西石门等地演出。头几年就在西半县转。当时他们演唱的高跷剧目有：《逛河湾》、《十对花》、《卖扁食》、《摘花椒》、《掐蒜苔》、《撒荞麦》、《打樱桃》、《割红缎》、《回关南》、《尼古思凡》、《小姑听房》、《采茶歌》、《卖菜》、《钉缸》、《姑嫂挑菜》、《盼郎君》、《探病》、《怀胎》、《小放牛》、《拉骆驼》、《五哥放羊》、《走西口》、《翠云要女婿》、《秀女告状》、《继母打孩子》、《水刮张家口》、《水冲西包头》、《八路军打日本》等60多个。父亲他们演唱的蔚州高跷戏，短小精悍，风趣活泼，通俗易懂，在广大群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唱词别具一格，唱腔也很丰富，多为一剧一曲，专曲专用，以一曲贯到底表现不同人物思想感情。以“烂席片”为基调发展起来曲调粗犷、高亢、嘹亮、音调个别、起伏较大;以小曲为基调的较平稳、抒情、委婉，其结构多采用四句或两句的分节歌形式。也有一些剧目突出了单曲体形式。还有一些剧目如：《走西口》、《回关南》等采用了曲联体结构，唱腔有了板眼的变化，有了向大戏发展的趋势。除了唱腔外，还有专门供乐队演奏的牌子曲，即器乐曲。如《八板》、《九连环》、《十番》、《大救驾》、《鬼拉腿》、《碰梆子》、《喜相逢》、《满堂红》等。演员“行当”除了净、末外，小旦、彩旦、老旦、娃娃旦;小生、老生、小丑、娃娃丑等都有。他们扮演的高跷小戏一般是小旦、小丑，扮旦角者头戴凤冠，身着红袄绿裙，和戏剧穿戴一样，手拿花扇和彩绸。扮丑角者头戴尖毡帽，八字胡，鼻梁画一幅蛤蟆图案，身着长大襟白边黑袄，红裤白腰，手持霸王鞭或扇子，边歌边舞，亦说亦唱。唱丑的一出场，先说干嗑(也称“三嘴子”、“快板”)，干嗑都有现成的段子，由演唱者自由选取，如《说一道一》、《捉跳蚤》、《胡说话》、《懒老婆》、《王婆子骂鸡》等。当时使用的乐器有：笛子、四胡(四股子)、三弦，打击乐有小鼓、大鼓、小钹、小锣(旋子)梆子和呱打板子。
那时候我父亲不仅唱“包头”(旦角)，也唱生、唱丑，还唱老旦(女丑)。他扮什么像什么，形象要多迷人又多迷人。他扮演的老旦既风趣又幽默，当时人们传送着：“这个旦，那个旦，比不过二和尚唱老旦”。我父亲不愧为是一位杰出的蔚州高跷戏表演艺术人才。各种人物都表演的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如《翠云要女婿》中的六干妈妈，《走西口》中的太春生，特别是40多岁时他还在《翠云要女婿》中的扮演一个18岁的少女“翠云”，表演惟妙惟肖，堪称佳作!
随着蔚州高跷戏在蔚县流行发展，它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鲜活的带着泥土气的群众语言,洒脱奔放,别具一格的音乐唱腔和风趣幽默、生动活泼的表演，扩大着它的影响力。东到桃花，西至广灵，南到黑石岭，北往北马圈，蔚州高跷戏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的普遍欢迎。蔚县高跷戏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在张家口、蔚县风靡一时，红火热闹了几十年。
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曲词调浪漫，但有伤风化的蔚州高跷戏占据了一定的位置。蔚县一些高跷艺人染上了恶习，如小有子、大金牙、二女子(孟家堡李春元)都离不开了大烟(鸦片)，他们都是抽大烟抽跨了身体，他们在解放前就去世了。还有的加入了顽伪警察，当了汉奸、密探，落下了不光彩的下场。
我的父亲，虽身处乱世年代，又从事那样的行当，但他能洁身自爱，既远离毒品，更不参与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各种组织、道门。他不仅认认真真唱戏，还清清白白做人，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建国后，在党的关怀下，民间艺术蔚州高跷戏又获新生，并且正式登上了正规舞台，省会保定成立歌舞团，上面来人请父亲去当教师，他没去。1957年12月，张家口专区要成立民间歌剧团，有人又提名请我父亲去当师父，县文教局的马泉林科长亲自到南双涧村找到他，直接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父亲，可他仍然没有答应。两次没出去的主要原因是：那时候我的母亲刚离弃他，给他丢下我一个三岁的孩子，没人照看，他既当爹又当娘，怕我受制，所以他没有出去，一直带着我默默地从事农田劳作。当年父亲的叔伯二舅刘玉是这样评价他的：“俺们那颗星星，要是换给别人，真不知道要咋放光哩!”
1963年，国家号召各地搜集、挖掘、抢救、整理民间文化艺术。由于群众的推荐，于10月上旬县政府特选派县文化馆的马禹、县城一中音乐教师魏小峰，专门到南双涧村与我父亲座谈了解蔚州高跷戏的历史发展情况和专门为我父亲整理唱词、唱腔等，先后在我们家里一共住了10多天。他们一边听父亲的清唱，一边根据他的唱词、唱腔、声调，又谱了曲子。那次他们搜集整理父亲的主要代表剧目有《五哥放羊》、《四宝揽活》、《绣荷包》、《探郎君》、《翠云要女婿》、《小放牛》等十多个。马禹他们离开村的时候还送给我一本精装的笔记本，至今这笔记本我还很好的珍藏着。
马禹他们走后不久，我父亲就接到了一份通知，让他到县里参加蔚州高跷戏排练表演比赛。在县文化馆的排练中，父亲以他那轻脆洪亮的嗓音，优美悦耳的唱腔和标准的唱法，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获得第一名去专区比赛资格。同时，去张家口参加选拔赛的民间老艺人还有宿鸦涧的杨作锦。
在张家口全区比赛中，有张北、尚义、崇礼、蔚县等民间艺人近20余人，都是各县的小有名气的二人台老艺人，同时还有地区歌舞团的丁义祥(丁五子)、史桂兰等。父亲面对众多的选手，沉着冷静、不慌不忙，以他那优美的唱腔，准确的唱法，再加上扎实的功底，艺压群芳，独拔头筹，又被选拔为张家口专区进省民间艺人头号参赛选手。
1963年初冬，当年河北省省会在天津，由地区文化局领导带队，蔚县有马禹、我父亲还有为父亲演唱拉四股子的咸周村的魏仁，他们从张家口坐火车到达天津。在比赛中父亲演唱的蔚州高跷戏(二人台)选段有：《走西口》、《五哥放羊》、《小放牛》、《翠云要女婿》、《探郎君》等，都被录成磁带，后来还在河北广播电台播放过。他很有把握进京参加全国民间艺术比赛的决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天津的一场大雪把我父亲从头顶冷到了脚下，特别是冷到了他的心头。他晚上睡不着，心想：天津还这么大的雪，家乡蔚县一定要比这里大的多，我家里十几岁的儿子谁管?吃水要从12丈深的井里去挑，还是拧轳辘，要是雪大路滑，要是万一……他越想越害怕。天一亮就去找领队的头头说要回去。领队和同志们怎么劝说，马禹还答应用电话通知村里，让村干部按排照顾好孩子，吃水派人去送。谁说啥也不顶用。父亲还使着性子，不准他回家，他就不去参加排练和比赛。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真没办法，只好放弃决赛，送他回家。结果从天津出来，雪就小了，到了北京，雪更小了，蔚县连一点雪都没有降。专署文化局、县文化馆领导对父亲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参赛、决赛机会，感到非常遗憾。
从天津归来，父亲的心情很不平静。他不是后悔没去北京参加比赛，而是他又有了新的打算：“党和国家这么注重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我为什么不把这玩艺儿传下去?”他的想法得到了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支“蔚县吕家庄公社南双涧村蔚州高跷戏业余剧团”组织起来了。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踊跃报名学唱蔚州高跷戏，他们每天晚上聚集在我们家里学习排练。小剧团主要成员有我父亲，拉二胡的是小学教师张固本，在张老师的领教下，又培养出了赵库、张佃满。男女小学员有任旭、刘发、张佃库、贾银花、刘月梅、白桂枝、贾金花和我。后来县城八街的高跷戏老艺人刘淑珍和她的长女李玉梅也参加了这个小剧团。我们除了跟父亲学习传统的《五哥放羊》、《挂红灯》、《连成拜年》、《珍珠倒卷帘》、《掐蒜苔》、《拉杆》、《抓兵》、《打樱桃》、《买菜》、《怀胎》、《撒荞麦》、《水刮张家口》、《大烟是个害人精》等，还学习新编高跷戏《革命英雄传》、《拜大年》、《幸福不忘毛主席》、《十唱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是金桥》、《农家十二月小唱》、《追驴》等。村办高跷业余剧团的乐器、服装、道具均由社员筹资购买，也有不少是父亲带着大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制作而成。如：胡须、扇子、竹板、梆子、鼓锤、鼓架等。由于父亲的严格管教，孩子们也真下功夫，经过一冬的勤学苦练，1964年一开春，我们就出台了。第一场先给公社领导去拜年。由我父亲和村干部们带队，我们小剧团的小演员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了吕家庄公社的大院，为公社的领导进行了首场演出。第一个节目就是拜大年。我们的演唱很受公社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欢迎，院子里围了好多人，当时的公社书记孙作宝还拿出了香烟和糖果，热情地招待了大家。
从吕家庄公社拜年回村后，村里马上就搭台。台子是用村里的两扇堡门搭成的，一连唱了四天，都是新班的演员演出的，基本上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全表演了，三里五村的人都去看了，南双涧的新班高跷戏很快就出了名。记的第四天原来没有安排演出，可外面还是去了不少的人，父亲一看又来了这么多的人，怎能让人家白跑腿呢?他马上通知演员化妆上台，又满足了观众的要求。
就在我们这一小班演出的当中，人们要看老师傅表演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他们多年没见我父亲唱过，老年人早就想让他上台再显身手，年轻人也更愿意亲眼看看老将的风采。村党支部书记张佃祯与我父亲一合计，干脆把他外面的师兄弟和徒儿们请来吧。村里一面搭戏台，就在原来的灯影台上重新布置;一面派人去请县城的刘淑珍(二女子)和金泉的韩瑞喜(短脖子)、孟家庄的姚旺、吕家庄的杨勇、咸周村的魏仁、魏进、宿鸦涧的杨作锦等。我们那班小字辈唱短小新编的高跷戏，如《拜大年》、《报花名》、《农家十二月小唱》等，父亲则与外面来的人合作，演整本大套的剧目。记得一出《走西口》，整整的唱了一天，上午是玉莲成亲，下午太春生走西口，接着是玉莲绣荷包。父亲扮演太春生。那一年，父亲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但他的嗓音仍然高亢嘹亮、吐字清晰圆润，作为一名老艺人，他的唱腔有严谨的蔚州高跷戏唱腔规律，又不失人物感情的合理表达。第二天晚上他唱《顶灯》，54岁的父亲就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作为戏里受罚的丈夫康恒，他头顶一盏灯(一只碗盛半碗土，里面插一支点燃的蜡烛)，上桌子，站板凳，钻高桌，双膝脆，就地十八滚等高难动作，可他头上的灯却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演艺水准，仍不减当年，赢得观众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和叫好声。那一次，连着唱了七天，这一来，仅有百十人口的小小南双涧村可热闹了，四面八方，人山人海，白天人流如潮，夜间灯火通明。那时候没有拴电，点的是煤气灯，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戏场子里挤的真是水泄不通。当时村里的老人们说，“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黑夜散戏了，有的人仍然不想离去。”如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提起看高跷，就会说，看了南双涧的高跷，别处的再也不想去看啦!
1964年，张家口歌舞团到蔚县演出。团里的丁义祥和青年演员史桂兰，专程从家里把我父亲请到鼓楼后的县园子里，并把我父亲按师爷辈介绍给全团青年演员。记得丁义祥先生还跟我说：“当年地区成立歌舞团时，还请过你爸爸当老师，他没去。我才去的”。他们还讲到了头一年我父亲在张家口、天津比赛的情况。史桂兰还说，你爸可真是个好样的，我们都要像他学习……
正当父亲和村里的那一班蔚州高跷戏兴盛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把当年人们最喜闻乐见的高跷戏视为牛鬼蛇神，禁演剧目……
然而，父亲不这么看，他认为蔚州高跷戏演唱的内容多是反映现实生活和爱情之类，群众拥有所熟悉的民歌小调，以极其生活而通俗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他们的爱憎，寄托他们的向往，这有什么不对?为了把这一民间传统艺术保留下来，七十年代初，父亲口授由我把60几个蔚州高跷戏剧目的唱词全部整理下来。可惜的是，白乐南柳子水的李永富把那些东西拿去看，就再也没给拿回来。
(此图片为1963年蔚县吕家庄公社南双涧队(蔚州高跷戏)业余剧团师生合影。二排中间为孙贞先生，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综观父亲的一生，他是在充满荆棘的艺术道路上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一生，他虚怀若谷，永不骄傲、永不自满，为蔚州高跷戏的艺术创造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健在的蔚州老人们都说他是“为蔚州高跷戏立了祖”。我认为这评论并不过分。父亲对蔚州高跷戏艺术的贡献，连同他的人品，是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崇敬和怀念的!
我的父亲要是活着，今年95岁，在他诞辰95年生日之际，我刚刚整理完这篇拙作，作为对父亲深深的缅怀。愿他在天之灵，瞑目长眠吧。
2005年农历九月初四于县城彩虹巷105号寒舍
[注1：此文是根据父亲生前回忆记录，并于2005年9月下旬走访了县城七街吕国英(92岁)，下关刘怀胜(76岁)等老人整理而成]
2：蔚州高跷原指演唱者登拐子，走街转着唱，后来不登拐子，在戏台上唱也称高跷戏。解放后至今蔚县人仍称之为高跷戏。
3、“蔚州高跷戏”20l2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2013年，我(作者)被评为蔚州高跷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4、孙贞先生代表蔚州高跷戏民间著名艺人被编入《蔚县志》(198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