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我国已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这天傍晚，在山东省淄川县杨寨村村口，淄川县立初级中学的学生高庆珂背着一个蓝布挎包，正与新婚妻子庞玉凤依依惜别。看着满眼泪水、万般不舍的妻子，高庆珂指着村头那棵随风摇曳的迎春树，深情地说：“玉凤，在家好好孝敬父母。等这棵迎春树再开花的时候，我就回来，带着你和乡亲们一起过好日子。”
这一年，庞玉凤刚满18岁，与高庆珂结婚只有34天。她还没有享受幸福的生活，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等待之中。
告别妻子后，高庆珂和李玉美等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于同年底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3月，他调至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大众日报社工作。1942年7月，他担任报社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社务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秋，日寇集中5万余兵力，对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他率领报社经理部和印刷厂就地坚持斗争。10月6日，他与另外12名同志不幸被敌人包围在沂水县耿家崖村，他指挥同志们分两路突围，并命令身边5人撤到东山坡的灌木丛中隐蔽。当敌人向隐蔽处搜查时，他首先向敌人开枪，把敌人引向自己，与敌周旋到天黑。因子弹打尽，陷入重围，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高庆珂参加革命后，牢记着丈夫的嘱托和承诺，庞玉凤一边承担起赡养公婆的义务，一边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每次吃饭，她都会在饭桌上放一双碗筷等着庆珂。每天傍晚，都要到村头的迎春树下，遥望丈夫回家的方向……
一年又一年，村头的迎春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抗战胜利了，庆珂没回来;全国解放了，还是没有盼来庆珂的身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抚摸着庆珂给她买的红头巾，心中默默地问道：“庆珂啊，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对高庆珂的去向，村里人一直议论纷纷。解放初期，有人曾传说高庆珂在重庆被国民党杀害了;“文革”时期，又有人传说高庆珂参加了国民党，在台湾当了大官并已娶妻生子。为此，她还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过。对于这些，她一概不信。因为她相信庆珂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会回来和自己过好日子的。
娘家人见她年纪轻轻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都劝她改嫁。她却坚定地认为“庆珂是出去干正事的，一定会回来的!”婆婆也曾多次劝她改嫁再找个好人家。但她哭着摇摇头说：“庆珂是正人君子，知书明理，对俺很好，俺打心眼里愿意嫁给他。”
等啊等，一直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时，公婆已经去世，庞玉凤也从一个18岁的红颜少女变成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人。但唯一不变的是她心中那无尽的思念和等待……
1985年5月，大众日报社召开报史座谈会。座谈会期间，有参会的老同志提出：“高庆珂同志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英勇牺牲，由于当时战争形势严酷，只能匆匆安葬，也无法通知其家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已经40年了，全国解放也已经30多年了，可是地方政府和他家里至今还不知他的下落……想到这些，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大众日报社对此事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高庆珂同志调查组”，开始寻找高庆珂同志的家人。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一段尘封往事终于向世人展示了它真实的面容。原来，早在48年前，高庆珂同志就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时年25岁。
48年，17520个日日夜夜，庞玉凤这位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一直等待着丈夫，每逢过年过节还烧香叩拜，企盼丈夫平安回来，却不知丈夫早已于1942年秋天就壮烈牺牲。当大众日报社的同志把《革命烈士证书》递给她时，这位等待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才知道丈夫的消息。她紧紧抱着丈夫留给她的红头巾，忍不住泪流满面，喃喃地说：“庆珂，你说要回来的，我一直等着你呢!”
2000年，庞玉凤老人与世长辞。人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的坟墓建在了村头那棵迎春树下。